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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晓声:不能都闷头写小说

扬子晚报 蔡震 2012-03-14 06:48:0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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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梁晓声新著《郁闷的中国人》在两会期间一夕走红,这是近年作家进入公共视野中较少的特例。贾平凹的《古炉》不声不响,围绕几场知识产权的官司才引起了大众的注意,张承志的创作一直“旁若无人”,而更年轻的作家则是沉迷于种种话语游戏的先锋试验。相比另一边,大批公共知识分子异军突起,有分量的话题里却不见了作家的身影。昨天,梁晓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呼吁:“作家要敢于抢回公共话语权。”
  “80年代是作家的年代”,凭借知青文学在文坛占一席之地的梁晓声说。那时刘心武的短篇小说《班主任》首次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,就掀起了“伤痕文学”的先河;张贤亮的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,全社会都在探讨人性的真实;王蒙具有暗喻色彩的《坚硬的稀粥》更是直接触及了改革的深水区域。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界,作家一直是当之无愧的主角,那时的作家一出手就是文化事件,好的作品一发表,常常造成“洛阳纸贵”。
  梁晓声说,从鲁迅的小说《药》始,到今天,作家一直在尝试用文化去影响我们的民族。这将是漫长的文化任务,但也应是作家必须担起的责任。然而,90年代以后,作家逐渐开始自我边缘化了。
  有人戏谑今天游走学商两界的“市场知识分子”不过是一群“知道分子”。有分析称,这些往日被视为对中国的改革作出过贡献的知识分子,之所以成为公众批评的对象,原因就是在于他们要不为权力代言,要不为经济利益代言。对此,梁晓声认为:“当下知识分子的代言,往往流于一种社会姿态,前怕狼后怕虎,顾左右而言其他,代言代得特‘给力’的时候是很少的。今日之中国,对某些人、事、现象,其实可以直截了当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,但是现在这些权利逐渐丢失了。”
  于是作家逐渐丧失了公共领域发言的话语权,相反,庞大的“草根”知识分子开始诞生。
  不过,梁晓声并不悲观,“我们中国正集中着一批人,在谈文学。其中有自费出书的80岁的老者,也有十五六岁的少年。有那么多中国人愿意写作,写诗写散文,写家族的经历,写个人的爱情,这可能是世界上相当特殊的一个现象。那么多的人愿意写作,先不问质量,这绝对是好事,这是一种总体的文化现象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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